科举和高考之间有什么不同 主要有哪些区别

2019-06-09 14:34:16 来源:互联网 编辑:风云

  科举制由隋朝兴起清朝灭亡,起初科举制为寒门学子铺平康庄大道,但是随着时代演变科举制也没逃过盛极必衰的定律,最终成了统治者禁锢思想,达官贵人营私舞弊的工具。虽说科举制让范仲淹、李超、李昂等人摆脱寒门之身,可它也让柳永、唐伯虎等众多才子,失去施展之地。

  科举之路是每一个文人心中的白月光,放浪形骸的柳永也不例外,“学。则庶人之子为公卿;不学,则公卿之子为庶人。”从《劝学》中不难看到他对科举的热忱,可他最后为何愿把功名换了浅唱低吟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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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据记载,柳永分别在天禧三年,天圣二年,天圣五年参加过三次科考,第一年他满怀信心高喊“临轩第试,对咫尺无颜,定然魁甲登高第”。自信之人大多自我,自我之人难忍受一家之言,宋仁宗思量到此人若中魁首,定然会让百姓人人效仿,形成高度自我的风气,于是便以“无行”黜之。十年寒窗苦读,因“无形”二字化为泡影,聪明如柳永,怎能不知“无形”只是那高高在上之人,满足自己一家之言的借口。

  为表愤怒之意,柳永作《鹤冲天》,他恃才傲物用“明代暂遗贤,如何向”一句,讽刺宋仁宗不能保证“野无遗贤”,他高傲地向独断的皇权发起挑战。在君主专制的封建王朝,宋仁宗定然不会允许蔑视公卿的思想盛行,于是他一句“且去填词”又将这大才子打入凡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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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柳永自嘲称自己为白衣卿相,若是白衣怎为卿相,这截然不同的两个阶级,道出了这恃才傲娇之人无尽的心酸。

  柳永年过半百,方中进士,许是经历凡尘的风霜,此时的他,再也不敢与封建皇权叫板,数十年的风吹雨打,虽没收走他的天分,却收走了他的傲骨,渐渐地他从一个特立独行的文豪,变成了溜须拍马的小人,变成了统治者控制思想的工具。

  “别有尧阶试罢。新郎君、成行如画。”他在《柳初新·东郊向晓星杓亚》中描写新科进士鳞化之景,心中赞叹溢于言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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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柳永画像

  曾几何时,他还藐视科举斥其不公,曾几何时,他还借“走舟车向此,从奔名竟利”讽刺进士追名追利,如今看来,这份赞叹几分真假不得而知。为保自己官途顺当,他又作《透碧霄》以“帝居壮丽,皇家熙盛,宝运当千。端门清昼,觚棱照日,双阙中天。”赞叹京城之繁华,宋朝统治下百姓之和乐。

  让一个有铮铮傲骨的文人变得小心翼翼不敢说出心中多想,只能作诗赋词帮统治者粉饰太平,这便是封建专制下科举制的“魅力”所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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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宋朝也是科举制跌下神坛的时代,科举不同于高考,高考是数着日子的应试,而科举却是没有尽头的苦读。在身体与精神长期被奴役的情况下,心智不坚定之人,往往会失去本心,走上穷途末路。宋朝科技远没有如今发达,身份的证明也远没有如今谨慎,科举舞弊便变得极为容易。

  绍兴二十六年,进士秦万全因冒贯考试引起“群众打林应晨濒死,士人惊散,几坏科举。”营私舞弊案也从不是宋朝专属,清朝时期的顺治年间,丁酉科场案和康熙年间辛卯科场案,也尤为出名,监考人员或因谋利或因谋私,都在自己职责内行不法之事。

  潇洒吟唱“世人笑我太疯癫,我笑世人看不穿”的江南四大才子之首唐伯虎,也深受科举舞弊之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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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唐伯虎剧照

  他年少成名,二十岁参加乡试拔得头筹,才华相比柳永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弘治十二年,唐伯虎参加京城会试,适逢程敏政、李东阳担任主考官。两人出题别出心裁,考生应接不暇,全场只有唐伯虎与徐经答到要害。不曾想唐伯虎、徐经两人华丽的辞藻,成了玩弄权术之人的引火索,程敏政的政敌,借此事诬陷两人与程敏政参与舞弊一案,三人均锒铛入狱。

  《明史》评价此事说“或言敏政之狱,傅瀚欲夺其位,令昶奏之,事秘不能明也。”由此可见,唐伯虎参与舞弊一案实属子虚乌有。事毕唐伯虎失去状元身份,虽被予以小官却因羞愧未上任,回乡之后受尽冷眼,性情大变,而程敏政被放出狱后,也因胸痛发痈而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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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唐伯虎剧照

  科举制深深地刺痛了唐伯虎的自尊心,他虽把自己伪装成安贫乐道的桃花庵主,却难以掩饰内心的落寞。“酒醒只在花前坐,酒醉还来花下眠”的桃花仙与那“暮登天子堂”的唐寅仿佛判若两人,人人追捧的科举之路,成了唐伯虎的催命符,寒门学子的康庄大道,变成了朝堂官员勾心斗角的乐园,真是可笑又可叹。

  不可否认,建立科举制的初衷是好的,可统治者却赋予它罪恶,封建统治下的科举与其说是康庄大道,不如说是没有硝烟的战场。在科举制下,没有足够的手段,寒门学子的利益便无法保证,这样的科举之路无非在为“肉食者”谋利。

  皇权专制下标新立异的文人不被接受,思想高度统一,寒门学子只能按皇帝意愿思考,在这样的形势下,以天马行空为傲学子,无异于行尸走肉,而科举制的“魅力”便是让人乐此不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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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进京赶考的

  相较于科举制,高考有太多优势,首先它不是禁锢思想的工具,它倡导百花齐放,其次高考绝对公平,杜绝营私舞弊的考试,才是真正的康庄大道,最后高考让读书人有了更高的选择性。

  高考是在新时代下应运而生的产物,学生再也不用如孔乙己般“之乎者也”,柳永、唐伯虎之类也无惧权力有了自由发挥的余地。两者最大的区别便是,科举是为皇帝为国家而考,而高考则是为自己而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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